苗怀明：愧对冯其庸先生

 这个题目已经萦绕在脑海中十几年了，其间曾有几次想动笔写出来，直到冯其庸先生去世后才下决心形成文字。

 事情要从1998年我博士临毕业前一年说起。

 我硕士、博士阶段的专业方向都是元明清文学，重点在中国古代小说，但结识冯先生并不是因为专业问题，而是为了找工作。那时候我还是一位未出校门的年轻学生，冯先生则是早已名满天下的大学者，尽管早已拜读过先生的多部大作，但一直没有当面聆听教诲的机会。

 得以结识冯先生，还是经过朱玉麒兄的介绍，他和冯先生是往来密切的忘年交。那时候临近毕业，一边忙着撰写毕业论文，一边四处奔波找工作。当时工作已经相当不好找，尤其是留在北京，正在焦头烂额、没有着落的时候，玉麒兄偶然提起，说他听冯先生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那边可能需要人手。

冯其庸先生

 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很想去试一下，遂请玉麒兄帮助引荐，托他将自己发表过的几篇小文章转呈冯先生，请其指教。本来是病急乱投医，没有抱什么希望，没想到冯先生读过小文之后，对我还算满意，并很快付诸行动。当时红楼梦研究所虽然需要人，但没有进人指标，要进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
 为此冯先生亲自出面，找文化部相关领导说明情况，经过一番争取，这才算是获得进人指标。考虑到这份工作收入太少，冯先生还托朋友帮我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住所，房租很低，相当于借房；还说到时候可以参与《红楼梦学刊》的编务工作，每个月会有一点补贴。

 先生如此热心帮助一位自己素未谋面的年轻人，且考虑得如此周到，当时激动的心情已无法用感谢一词来描述。

《石头记脂本研究》，冯其庸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。

  随后，玉麒兄带我去拜访冯先生，去的是先生在通县张家湾那边的住所。那时候先生身体状况还不错，基本上是他讲我听，内容主要是指导我如何做学问，将来如何在单位工作，并问了我个人的一些情况。见面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印象深刻，除了冯先生的谆谆教诲外，还有其满屋子的藏书与字画，真是大开眼界。当时冯先生的《石头记脂本研究》一书刚出版，他还签名惠赠了我一本。

 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，工作算是基本定下来了。此后好事多磨，起了变化，当然责任全部在我，无可推卸。由于个人的原因，尽管已经找好工作，但经过反复思量，觉得还是离开北京为好。于是在冯先生帮助联系工作的同时，我又私下里联系了南京大学中文系，准备去做博士后。

 博士后的事情很快就定下来了，我决定南下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玉麒兄。玉麒兄随后转告冯先生，冯先生的反应是可以想象到的：他听到之后非常生气，觉得受了我们的骗，说我们利用了一个老年人的善良。弄得玉麒兄很是难过，我自然是更为愧疚，一是觉得对不起冯先生，二是觉得对不住玉麒兄，让他为因为我的事情受到连累，影响其与冯先生的关系。

冯其庸先生题赠笔者《石头记脂本研究》。

 后来冯师母帮我们开脱，说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，除了学业，还有生活上的顾虑。两个年轻人虽然做事莽撞，但情有可原。经过劝说，冯先生止住了怒火，勉强接受了我们的道歉。

 现在想来，当时真是太年轻了，也太鲁莽了，考虑事情不周全，没有估计别人的感受。如果当时将自己的想法如实说给冯先生，和其商量一下，让他帮助拿拿主意，也许能找到一个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，比如先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做一站博士后，两年后再回北京工作之类，至少让先生有个思想准备，不会觉得那么突然。

 但世间没有后悔药可吃，事情已经这样发生了，不仅让冯先生白忙乎一场，而且还浪费了一个珍贵的进人指标，内心除了愧疚，还是愧疚。至今见到张庆善先生，他每次都会半开玩笑地批评我，说我当年不够意思，放了红楼梦研究所的鸽子。

这种愧疚是终生的，也是无法弥补的。1999年7月，我到了南京大学，师从俞为民先生做博士后。稍后，卜键先生在南京大学申请博士学位，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请冯先生做答辩主席。

 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冯先生，在答辩之前，我很忐忑地上前打招呼，他只是对我点了点头，没有说什么。我心里满是愧疚，也没敢再多说什么。

冯其庸先生手迹

  2005年，我读到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一书所收胡适与周汝昌的往来书信，发现书信内容与周汝昌先生的相关回忆反差极大，颇有感触，遂写了一篇长文，回顾两人之间的交往，还原一段历史事实，并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。

 小文初稿写出后，因话题重大且相当敏感，心里没底，便呈送几位自己信得过的学界前辈，请他们帮助把关，其中包括我的导师张俊先生、南大中文系的董健先生、江苏社科院的萧相恺先生，还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先生。

 虽然知道冯先生与周汝昌先生之间曾有一些不愉快的误会，但为慎重起见，还是想听听他的意见，经和玉麒兄商量，遂也给先生寄了一份。

冯其庸先生给笔者寄信所用信封

 冯先生看到小文之后，并没有急于进行表态，而是先问我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一书的情况。因该书印量很小，不容易看到，他想购买一套，核实一下相关资料。等费了一番周折，看到原书之后，他才提出自己的意见。

 先生看得很仔细，批改虽然不多，但都很中肯，主要是对小文字句的不妥之处进行批改，比如笔者认为胡适与周汝昌两人是“争吵”，先生改为“争执”。再比如笔者指出从建国之初到文革这段时间里，周汝昌在谈到胡适时说了一些严厉指责乃至谩骂的话，其中有一些违心的成分，先生将“违心的成分”改为“政治因素”。对这些批改意见，我大多采纳了。

冯其庸先生为笔者批改文章

 小文征求了几位学界前辈的意见、修改过几次之后，在《新京报》发表，后又收入《风起红楼》一书，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，其中有正面的鼓励，也有反面的批评，周汝昌先生的家人为此要起诉我，差点引发一场官司。

 小文发表后，我从网上看到一些批评，说我的目的是为了出名，受人指使，动机不纯，为某人充当打手之类，对于这些指责，我一概不予理会，因为这些人并不了解情况，大多为想象臆断之辞，不值得回应。冯先生不因为我当初的草率鲁莽而介意，反而热心帮助我修改文章，至今想起，仍感动不已，内心的愧疚又增加了一分。

《周汝昌、胡适一段学术公案》，《新京报》2005年7月15日。

 此后因冯先生年事已高，身体也不太好，不忍心打扰，就再没有和他有直接的联系，只是不时从一些朋友那里或报刊、网络上得知先生的消息。每见先生有新出的大作出版，或购藏拜读，或在自己主办的中国古代小说网上进行推介。

 2010年，适逢冯先生米寿之喜，相关单位举办庆祝活动，准备出本论文集，玉麒兄帮忙征集论文，我奉上小文一篇《红学史上的关键一环——论近代红学研究》，算是为先生祝寿。论文集名为《国学的传承与创新：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年庆贺学术文集》，厚厚两巨册，不知先生是否注意到我那篇收录在红学研究新视野专辑中的小文。

笔者为冯其庸先生庆寿小文

 转眼到了2017年1月，有位朋友想出一本书法作品集，托我求先生题写书名，被我当即婉言谢绝，一则是多年没有联系了，不可能因为求字的事情冒昧打扰先生，二则是听说先生身体很是不好。

 谁知此事刚过两天，就听到先生仙逝的消息，深感悲痛，第二天在自己所办的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一则先生新书《风雨平生：冯其庸口述自传》的消息，以表感激和悼念之情，当然也有埋藏在内心深处十几年的那份愧疚。

《风雨平生——冯其庸口述自传》冯其庸 口述，宋本蓉记录整理，商务印书馆 2017年1月版。

我在求学成长的过程中，曾得到过许多前辈学人的关心和提携，冯先生是其中的一个。虽然与先生直接的交往并不多，只有为数有限的几次，但每次都印象深刻，对其提携和关爱之恩，一直心存感念，从他身上看到了前辈学人的胸襟和情怀。这份基于感激的愧疚将永远留在心底，作为对自己的鞭策和激励。

《国学的传承与创新：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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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原刊于2017年3月17日《文汇报》，经作者授权刊发，转载请注明出处。